文/邓伟峰

在中国历史上，浙江历来以文化之邦著称，距今约7000年前，浙江就已产生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宋代以来，逐渐成为全面的文化中心，在思想文化领域最终形成“浙学”的概念。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已经历了“浙东学派”、“浙东之学”、“浙西之学”等多种变迁，可以说从广义上讲，与浙江这一特定的地域及相关的人文背景有关联、带有自身独特气质和面貌的浙江学术思想，都应当称之为“浙学”。
从历史和地域上看，吴越两地以钱塘江为分界线，浙江自古就被分为浙东和浙西。清朝乾隆年间刊刻的《浙江通志》上有记载：“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浙西多平原、靠水，浙东多山区、沿海，浙江文化既是水的文化与山的文化的结合，又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结合。对于浙西地区，我们以“杭嘉湖平原”来表示这一区域农业文明的发达，在古代，地处湖州、嘉兴两府之交的含山，乃石门、乌程、归安、德清四县之界，而以含山为中心的周边区域成了“蚕花圣地”。所谓“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1]，浙东地区的文化特质来源于浙东学派、阳明心学，偏重于经世致用，而浙西的文化特质则侧重于“诗性文化”的追求。[2]对于浙江文化的精神趣向，《宋史•地理志》中有载：“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浙江文化的独特气质于上可见一斑。按照如上的分析，我们不妨把湖州文化列入“浙西之学”的范畴。基于以上的理解，本文拟把湖州佛教文化置于大“浙学”的文化范畴中来认识，特别是阐释“太湖观音”文化鲜明而独特的地缘文化特质，以期丰富湖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那么，就湖州的区位优势看，“太湖观音文化”研究至少有以下四个维度。
一、地域上的文化交融。
湖州地处浙江北部，东邻嘉兴，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处在东苕溪与西苕溪汇合处，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观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三国赤乌年间（238-251）佛教传入湖州至今，湖州一直是佛教文化的繁荣之地和名山古寺的集聚之地，香火鼎盛、法脉绵延。观音文化包容、慈悲和超脱的精神，对湖州本土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太湖观音”作为太湖流域的地域文化坐标，既植根于湖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与环太湖地区的无锡、苏州的风俗民情密切相关，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人文气息，显示出区域文化交融的优势。
就湖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胡瑗。他是北宋初学者，与孙明复、石守道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世称“安定先生”。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胡瑗受湖州太守滕宗谅之邀主持湖州州学（1040年获准设立湖州州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形成了著名的苏湖教法，人称“湖学”，去世后安葬于湖州何山。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全祖望评价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胡瑗开创的“湖学”，未能纳入传统的“浙学”范畴，在《宋元学案》中，其是与浙东、浙西之学并立的。如果把湖州的学术思想文化列入“浙西之学”，湖州具有明显的跨区域交互特质。
而湖州观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体现出这种跨区域交流的特征。对于湖州的观音信众来说，湖州是观音出生、出家、得道之地，并且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观音的传说，能够历经千年而被人们世代传承，除了信仰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更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因素。无论是与妙庄王相关的妙善、妙音说，还是比丘尼道迹说，观世音菩萨在湖州发端都发生在南朝时期。这样就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即晋室南迁，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的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南北佛教文化交流异常频繁。宋、齐、梁、陈诸朝，虽更迭频繁，但都崇尚佛教。这一时期是佛教在湖州快速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佛经遍译，佛塔林立，且整个社会从帝王到士族、名人竞相推佛，整个社会呈现浓厚的尚佛、崇佛、礼佛之风。梁武帝时期，由于梁武帝本人非常信佛、崇佛，不仅倾力研究佛学，而且主持讲经和各种法会，广开布施，礼遇僧人，兴建佛寺，使社会崇佛之风非常浓厚。至陈朝时，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是湖州长兴人，对佛教崇尚有佳，传说湖州飞英塔是陈武帝陈霸先为他心爱的飞英姑娘建造的。明人归有光高度评价其“恭俭勤劳，志度弘远，江左诸帝，号为最贤”。妙善传说的流传，与宋室南渡也有重大关系，上溯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杭州天竺寺僧道育重立《香山大悲成道传》，湖州的妙善传说可以追溯至此。而观世音菩萨的另一个原型沈婺华，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出自吴兴武康沈氏家族，其母为陈霸先之女，其后出家为尼，名“观音”。关于比丘尼道迹的事迹，《法华经显应录》中记载：“尼讳道迹，号总持。不知何许人，得法于菩提达磨。考之传灯。达磨不契梁帝，遂往少林面壁九年。一日告众曰，吾欲西返天竺，汝等盍各言其所得。时道育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閦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汝得吾肉。道副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有一法。师曰汝得吾骨。慧可礼拜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达磨遂以法付慧可而起家焉。迹既未阶于得髓，而履践之志未忘。即遁居湖州卞岭之顶峰。”[3]这段记录说明了道迹的祖师传承关系，北方的达摩禅法经由道迹带到湖州，进一步形成本土化的观音传说。在南朝时期，在皇权的影响下，从帝王到文化士族，再到普通信众，共同推动了观音信仰在民间的深入。由此，从区域佛教发展来看，太湖观音文化理应是以湖州为源头，依托传统特有的江南文化特色，区别于普陀山观音文化，而融入当地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具有明显的地方化倾向，成为浙江佛教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二、观音文化在湖州具有地标意义。
南朝时期是江南观音信仰的初兴时期，伴随着观音信仰的中国化，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信众所接受。观音中国化的最大特色是印度观音进入中国后的女性化，甚至有的佛教经典认为，从造天地日月星辰人二十八宿时就有观音，观音就是女蜗。最广泛流传的妙善公主传说见于《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之妻管道升著有《观世音菩萨传略》，这都与湖州有密切的关系。在湖州，法华寺是观音出家修行得道成仙之处，慈云寺是观音成仙前避难之地，铁佛寺是观音成仙前避难之地，铁佛寺是观音之父所建，反映了观音信仰在湖州的感召力。湖州的观音信仰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如“送子观音”、“救难观音”等等形象也颇为典型，依据民众的愿望，观音菩萨或化现鱼篮观音、或化现蚕花娘娘等，涵盖了中国汉地观音信仰的诸多历史蕴意，显示出湖州观音文化的民间、民众、民俗优势。概括而言，作为湖州的文化地标，“太湖观音”主要是指湖州地区历史所盛传的观音信仰及其所衍化而成的观音文化传统积淀，其标志是法华寺、飞英塔、铁佛寺、慈云寺等为核心的观音文化资源，以及其他相关的观音文化资源。[4]
三、以“诗性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意蕴。
“太湖观音”基于江南水乡的地域特征，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与太湖地区的自然景观、乡土人情相融合，展现出“人性柔慧”的一面，形成契合当地社会发展节奏的人文精神。实质上，这种江南水乡特色，正是浙西的文化特质中侧重于“诗性文化”追求的反映。佛教三部高僧传有两部是湖州僧人撰写，分别是道宣撰的《唐高僧传》、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唐代著名的诗僧皎然，湖州（吴兴）人，在文学、佛学、茶学等方面颇有造诣，现存诗作470首，仅《全唐诗》就载有其作品20首，还著有《诗式》。“慈为雨兮蕙为风，洒芳襟兮袭轻风”，这是皎然《观音赞》中的诗句。除了僧人，文人墨客们也留下大量关于佛教文化的诗文。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从徐州任上改知湖州时，曾多次登游飞英塔，其作《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肩舆任所适，遇胜辄留连。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此最高塔即是飞英塔，取佛家语“舍利飞轮，英光普照”。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登飞英塔》诗云：“梯飙直上几百尺，俯视层空鸟背过。千里湖光秋色尽，万家烟火夕阳多。鱼龙滚滚扶舟楫，鸿雁冥冥避网罗。谁种山中千树桔，侧身东望洞庭波。”明代宋雷在《西吴里语》中言，铁观音“面目庄严，而身右向侧立鳌背，端丽飘逸，盖唐宋时物，铁工之绝巧者也。”以上关于湖州佛教或赞颂观世音菩萨的诗文多来自当地文化名人，“慈为雨兮蕙为风”，“眼界穷大千”，“英光普照”，“千里湖光秋色尽，万家烟火夕阳多”，“端丽飘逸”等意境，展示出一幅江南文人画的风雅。这都与湖州优美的人居环境和浓郁的历史文化传统分不开。
时至今日，在湖州民间，观音文化融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仍留存有很多关于观音的偈和歌谣，往往口口相传，深入人心。如《观音偈》：“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应池。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普护持。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如秋月》：“一心顶礼观世音，观音菩萨如秋月，阿弥陀佛顶庄严。慈光普照度众生，一心顶礼世观音。”《四城观音护湖城》：“自从盘古立乾坤，江南一府湖州城。十八里溪沿城转，水乡处处好风景。说风景来道风情，四城观音护湖城。东门外有慈云寺，送子观音座毗山。南门有个万寿寺，千年观音保平安。西门弁山碧岩寺，三庙观音显神灵。北门古刹白雀庙，梁朝观音赐福禄。城中有尊铁佛寺，铁祷观音广航慈。二月十九游毗山，观音殿里偷绣鞋。六月十九白雀庙，三省来朝拜观音。九月十九铁佛寺，大德高僧放焰口。初一月半千百载，东南西北香火旺。四城观音护湖城，安居乐业少灾患。”《端茶婆婆赛观音》：“初沏茶，碧波青，茶叶新，河水清，泡出茶来水芬芬，飘出雾气香喷喷。茶水冲破天明亮，香茗喝得月圆门。挑水公公寿千年，端茶婆婆赛观音。”
四、太湖观音文化对佛教思想文化内涵建设的意义。
1、观音信仰的民间化、民俗化与现代适应。由于湖州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湖州民众对观音信仰有自己特有的诠释，这主要是因民众对信仰的需求不同，而赋予信仰特定意义。除了众多的以观音为主的寺庙，湖州观音信仰的文化传统中还有很多灵验的记录，这些记录是佛教民间化的反映。如《法华经持验记》载：“梁吴兴尼道迹，号总持，得法于菩提达摩，遁居湖州弁岭峰，昼夜诵《法华经》。诵满万部，不出山者，凡二十年。后归寂，塔全身于结庐之所。大同元年，塔内忽有青莲华一朵，道俗异之，启视见华从舌根生。州郡录奏，敕建法华寺。”[5]《法华经显应录》卷二中记载：“（道迹）尼肉身不坏，其华从舌根生，又于中获莲经一部。州郡录实表奏，勑置法华寺。是寺至今大宋改额观音院，则以法华名山。”[6]道迹诵经时有白雀旋绕听经显应，白雀之瑞人性化的修行经历很容易被大众接受。《释门正统》载，唐肃宗时，抱玉之前身为尼道迹，赐名大光，“四十年不洗濯，而戒香郁然。一日一饭，七十年不犯非时”，“又京兆抱玉，行业高卓，罕接人事。言未来如目系，诲大光曰，汝诵佛经，宜高揭法音，诸天倾听，必蒙辅翼，果符记莂，缁素归信。每夕独坐，阖扉撒烛，窥门隙者，见口出庆云，华采可爱。”[7]如上这些灵验的显应，既是祖师在修行道路上的探索，又因祖师高尚的道行和传奇的感应，而被当地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
湖州观音信仰的民间化、民俗化还体现在一些特殊的信仰形态上。如蚕花娘娘的传说，湖州民间所供奉的蚕神皆为马明王，为早期观音之法身相。南浔区的含山为蚕神的发祥地和降临地，含山是杭嘉湖蚕乡的“蚕花圣地”，唐代建的含山寺有蚕花殿，宋代建有含山笔塔，这是农业文明与佛教观音信仰的结合，观音信仰在农业生产背景下被赋予了传统的祭祀意义，引领着民俗风尚。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何使生涩的佛教大乘经典被现在社会大众接受，也是现代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的应有之义，既有经典的现代诠释问题，更有多重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在湖州地区，日常民众的信仰中多以观音信仰为主，一般民众更偏重于民间经典，主要有《高王观音经》《香山宝卷》《白衣观音送子宝卷》《普度授记归家》《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观音化度十二圆觉》《观音十叹》《观音升天得道壬申宝忏》《观音忏》《白衣大士神咒》《观音灵感百签》《观音三十二应身签》等等。湖州地区最有特色的是《观音升天得道壬申宝忏》，此忏法明显是佛道结合的产物，但是普通信众非常受欢迎，与其他地区的观音信仰有着鲜明的区别。[8]这些民间观音经典中的观音形象和信仰仪式更具有亲和力，更具有“人间性”。但是，观音文化延续发展至今天，除了依靠湖州厚重的人文积淀、鲜明的地域特色，还要通过更契合社会的方式，基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善应众生等理念，实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推进信仰体系的现代转型。
2、观音文化、净土文化与佛教信仰体系。观音信仰与净土信仰，是中国化佛教中信仰基础最深厚、最广泛的二大法门。在观音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思想层面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古代的知识精英。他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观音的学术文化与中国思辨哲学结合，二是把观音价值观融入民族理想精神家园，三是以观音的自利、利他的最高精神境界的感召力，促进中国知识精英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强的热力。”[9]观音的学术文化、观音的价值观、观音的感召力，换言之，从哲学角度对观音信仰的义理研究和精神价值研究，不仅对今天佛教信仰体系建设有着深刻的意义，也有利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增强。
从祖师传承和信仰的群众基础上看，在湖州，除了深厚的观音菩萨信仰，还有蕅益和道宣两位祖师，特别是蕅益大师作为台、净两宗的祖师，对于湖州地区佛教信仰体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太湖观音”的佛教文化内涵，可以相应而明确地纳入“观音净土”。如《普门品》所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此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应赴心内众生，众生机感心内观音”。如《楞严经》所说“旋汝倒闻机，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圆通实如是。”首楞严王，能出生一切三昧，具足万行，以自性定慧，庄严自性。“诸佛净土因果已满，能应众生；众生由具净土因果，能感诸佛。感应缘起不一不异，一一融妙，相相宛然。”众生因具净土因果故能感诸佛，诸佛因已满净土因果故能应众生，所谓宿植德本，众人爱敬，福不唐捐。观音信仰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不只是体现在节庆活动上，在类似含山蚕花庙会、新市观音庙会、法华寺观音庙会、毗山观音庙会等活动的基础上，从救苦救难、应求化度，到慈悲理念的普及、个体精神境界提升等方面都有更深层的价值。按照这一思路，太湖观音的文化内涵就具备思想理论上的优势，这个定位使得湖州地方文化更加丰富，也为大“浙学”的概念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扩大湖州在全省的文化影响力。

注释：

【1】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2】 朱晓鹏主编：《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第71、72页。
【3】《卍新续藏》第78册，No.1540，《法华经显应录》（CBETA，X78，no.1540，p.43，c8-17）。
【4】陈永革：《“太湖观音”的历史源流、现实定位及文化特征》，《普觉》2016年第1期。
【5】《卍新续藏》第78册，No.1541《法华经持验记》（CBETA，X78，no.1541，p.69，c6-10）。
【6】《卍新续藏》第78册，No.1540《法华经显应录》（CBETA，X78，no.1540，p.43，c20-22）。
【7】《卍新续藏》第75册，No.1513《释门正统》（CBETA，X75，no.1513，p.351，c13-16）。
【8】慈满：《观音信仰的形成及其在湖州地区的发展》。
【9】谭继和：《观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