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舆任所适，遇胜辄留连。
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
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
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
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
  ——宋•苏轼《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从徐州任上改知湖州。此地民风纯朴，斗讼日稀，身为一地之父母官，无公务缠身之烦恼，却尽享流连山水名胜之乐趣——五月端午，正值梅季，迎着霏霏细雨，游遍禅院，参悟禅意，登上佛塔，眼前豁然开朗，心境也蓦地明亮……这首《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正是太守闲适而惬意的心情写照，而诗中提到的“最高塔”，正是位于湖州北隅的飞英塔。
飞英塔始建于唐咸通年间，是纯粹的佛教产物。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至隋唐已相当兴盛。唐朝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推崇，也使得民间佛教日益炽盛。彼时，湖州也正是佛教兴盛、高僧辈出的时代。佛教3部高僧传有2部是湖州学僧撰写，其一就是释道宣（长兴人）撰的《唐高僧传》（另一为德清人释赞宁所撰《宋高僧传》）；著名诗僧皎然堪称诗僧中之翘楚，仅《全唐诗》就载有其作品20首，有唐一代诗僧无人出其右，他还将茶道与佛理结合起来，为佛教禅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州迎来了一场重要的佛教盛事——僧云皎游历长安，得僧伽所授舍利七粒及阿育王饲虎面像，归建石塔藏之。石塔选址位于湖城东北隅的咸通年间敕建的“资圣禅寺”内，石塔的建造耗时整整十年，从唐中和四年（884年）至唐乾宁元年（894年），期间“资圣禅寺”已改名“上乘寺”，因此落成后的石塔就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上乘寺舍利石塔”。
        无从考证，当年供奉的舍利到底为何物，但是宋开宝年间所传的“有神光现于绝顶”之说，确实让僧俗都以为是佛显其灵。为保护这祥瑞之光，遂于石塔外建了一座木塔，并据佛语“舍利飞轮，英光普现”之义将新建成之塔命名为“飞英塔”。
        据说飞英塔外塔初建时“凡37层高65丈”，实指虚指难以认定，但其高大雄伟当不可否认，苏东坡的“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可引为旁证。加上飞英塔独特的结构形式和民间传说，使其名声大噪，甚至盖过了它所在的寺院。在我国，佛塔一般都以所在寺院为名，如苏州“虎丘塔”，其正式名称实为“云岩寺塔”，但飞英塔所在的上乘寺却依塔名而逐渐改名为“飞英教寺”，这在中国伽蓝与浮屠的关系中实属少见，当时飞英塔名声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皎皎者易损，高高者易折”，飞英塔正因其高而招来天灾。南宋绍兴庚午年（1150 年），飞英塔遭雷击被焚。史料关于这场雷击并无详细记载，但从仅有的两句“雷震成烬”和“舍利无恙”来看，那场灾难极有可能使“塔里塔”的风采尽失，所幸的是藏于石塔地宫的舍利却安然无恙，这才有知州事常同应州人之请，主持重建石塔，可见当时塔在湖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已远非寻常寺庙佛塔可比，而修塔也是以官方为主倡导的。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巧合。从现存石塔塔身的题记来看，石塔的重建时间跨度也和始建一样，用了10 年左右的时间。而且，犹如初建时石塔兀自竖立了 70 余年后才建外塔一样，这次又隔了 70 多年直到南宋端平初年（1234 年），才由沂王夫人俞氏出资修复外塔。但这次修复应该不是彻底推倒重来。
在 1986 年飞英塔外塔维修期间，从第一层正南面门甬道顶部壁内发现并取出了“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汉月所藏木胎黑膝嵌罗钿经函，函内还有《妙法莲华经》一部。经函已朽散架，但是所嵌罗钿贝片依然光亮如初；经书已粘结成块，但是首页文字依然墨色如新，所谓纸寿千年，果真如此。根据这两件文物，我们推断外塔底部当为北宋初建之原物。
        南宋以后各朝各代对飞英塔修缮不迭，有明一代就有四次之多，最后一次载入史料的大修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 年）。此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无力也无心再行整修。
        造成飞英塔一个多世纪未见修葺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后堪舆学的兴盛，风水塔大量涌现，飞英塔虽因佛教而建，也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风水的因素，修缮的任务便从官方行为逐渐转移到地方乡绅身上。二是由于飞英塔名声大振，盖过了与其相伴的飞英教寺，使其久衰不兴，屡遭荒落，主僧难留，导致对飞英塔的疏于管理。
        1929年，因年久失修，飞英塔外塔塌顶，日渐残破。1982 年至 1986 年，国家拨款百万对内外二塔进行复原大修，千年古塔，终于再现昔日“塔里塔”的风采。1988年，飞英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里，我们没有找到外塔始建的倡议者，但是正是这个隐秘在历史深处的无名氏，成就了中国古塔建筑史上一种极为特殊的建筑形制——塔中有塔，而这也成为笼罩在飞英塔上最耀眼的光环，这座千年古塔因此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设计者最初的构思我们难以揣摩，但是当初纯粹的佛教行为造就了千年后“塔里塔”的建筑奇观，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初建造外塔的动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待外塔的始建，不但是一种佛塔式样的奇特创意，而且是一项极其有效的文物保护壮举。因为石塔是由石灰岩成分的太湖石垒叠而成，日久天长必定会出现风化，所以外塔的建成起到了直接的保护作用。
        其次，外塔的建造者成功地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让现代人都不得不为之击节叫好。因为飞英塔的内外塔建造时间相隔了70余年，先期建成的内石塔的地宫和基础不容伤害，外塔基础便无法形成整体效果，再者也给施工带来困难，古人到底采用了什么方法，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飞英塔历经千年沧桑而无明显的倾斜和不均衡沉降，就足以证明外塔的基础是过硬的。
        另外，由于内有石塔，外塔做成“空筒式”结构，这对塔壁刚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维修时发现外塔塔壁全部用大号青砖实砌，灰缝饱满，而且每隔数米就有一道“木龙骨”暗藏壁内，它们内外相连，八面相交，与现代建筑中的钢筋混凝土圈梁如出一辙。同样是因为内含石塔的原因，外塔塔顶的构造也较为特殊，一是采用了十字悬挑的柁梁支撑高达27米的刹杆木，二是塔顶梁架采用状如伞骨的斜柱式结构，以保持重达10吨的塔刹稳固。

      外塔为砖身木檐楼阁式，八面七层，通高55米，下施副阶，上置塔刹，收分自然，具有宋代建筑既舒展又俊秀的风格。塔身各层设内外平座，于内壁悬挑扶梯，内可绕石塔礼佛，欣赏精美雕刻，外可凭栏远眺，领略湖城风光。
        如果说外塔因独到的建筑艺术而风姿绰约，那么内塔则是因为精妙绝伦的雕刻而美不胜收。
        内塔是南宋重建之物，由于历代维修痕迹较少，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宋代建筑形制。整座内塔由 100多块太湖石分20多个结构层雕凿拼叠而成，每层又分四块，各层错缝叠压，其中并无连接构件。石塔虽然用块石构筑，却忠实地遵循了宋《营造法式》木构建筑的做法，建筑构件形制与之相吻合。石塔通体遍雕佛教图案，塔身上的1048尊佛像无一雷同，尤其是 8 幅大型精美佛龛造像浓缩成了一部佛教简史。
        无论从哪一幅说起，也许都会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石塔上的那两幅观音像。
        当今寺院所供的大多是《西游记》中一手执净瓶、一手持柳枝的仕女观音形象。女相观音是否缘于吴承恩的妙笔生花不得而知，但是据佛学家丁福保所编《佛学大辞典》观音条目“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画观音像，俱不饰妇女冠服，元僧简陋无识，以为妙庄王女，可一笑也”可推断，女相观音最迟始于元代，如果湖州铁佛寺内铸铁观音像真是北宋天圣三年（1025 年）建寺时原物，那么，起码在那时，中国的观音造像已有向女性转化的迹象了。不过我们一般看到的元以前的观音像大多为男相。
由于飞英塔内塔是在南宋庚午岁雷击后因“舍利无恙”而旋即重建的，才有可能见到塔身上所雕的观音仍为男相，这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内塔在南宋重建时极有可能遵循了唐中和旧制，同时也说明后代的多次维修对内塔的干扰很少，使之能够完好地保留了重建时的历史信息。
        位于内塔第四层正北面的一尊演变中的男相观音，体态丰盈，头戴天冠帽，手执念珠，赤足站于莲叶上，明显带有晚唐遗风，这也是整座石塔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幅石刻。而位于内塔第二层正北面的泗州大圣像从名字上看似乎与观音无关，实则是观音化身。据《唐高僧传》，泗州大圣即僧伽，僧伽与诗仙李白过从甚密，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广记》载，唐景龙二年（708年），中宗孝和皇帝曾诏僧伽到内宫道场，两人谈得十分投缘，其时中宗说“京畿无雨，愿师慈悲。”僧伽即将瓶中水泛洒，长安城郊立刻大降甘雨。中宗遂问僧伽弟子万回“僧伽何人耶？”万回答“是观音化身也。”此后中宗对僧伽分外推崇，民间也将其作观音供奉。前文已提到，内塔始建的初衷，正是缘于僧云皎在长安“得僧伽所授舍利七粒及阿育王饲虎面像”，可见观音与飞英塔的建造历史是有直接关系的。
        其实，湖州民间向来有崇拜观音的习俗，且历史相当久远。早在南齐（479年—501年）时，比丘尼道迹拜禅宗东土初祖达摩为师，后在湖州弁峰石斗山结庐，昼夜诵《法华经》二十年，有白雀旋绕左右，听其诵经。道迹圆寂后，其灵骨所葬的宝龛中长出青莲一朵，众教徒认为道迹是观音化身，奏报朝廷，普通二年（521年）梁武帝敕建法华寺，即观音道场。湖州法华寺的观音道场比普陀山观音道场还要早337年。此后，每逢二月十九日观音诞生、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九月十九日观音出家这三个重要佛教节日，周边善男信女都要到湖州白雀法华寺焚香礼拜，至今还保留这一习俗。

        除了精美的礼佛图，石塔上还雕刻有大量铭文题记约 1500 字，其中不少还是年代题记，为后人研究石塔的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塔第五层正南面“祈愿文”，上部正中刻“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疆”，两侧分刻“文武官僚常居禄位”、“舍钱施主福慧庄严”，下面是6名“檀越”助缘钱数。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领悟到这样的一番道理：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之所以能比中国本土的道教有更多的信众，那就是因为它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特强，其中的原委是不言自明的吧。
尽管石塔风化残损较外塔严重，但就其综合价值来说是远远超过外塔的，以“集建筑、美术、宗教于一体的大型石雕艺术珍品”来定义内塔，应该是毫不为过的。
        “梯飚直上几百尺，俯视层空鸟背过”——这一次在飞英塔顶灵感泉涌的是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頫。这位血统高贵而正宗的宋王室后裔，被明代著名学者何良俊称为“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一生却是在坎坷忧伤中度过的，一士二主的内心痛苦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为了求得解脱，他和夫人管道昇一起拜高僧为师，作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是湖州人，一生中很多时间是在湖州度过的，甘棠桥畔是他的故居旧址，莲花庄是他的别业。想来，在赵孟頫和管道昇的精神生活里，也是少不了飞英塔的点缀了。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湖州城内大厦鳞次栉比，飞英塔的周围也已经出现了不少高楼，但是它始终气宇轩昂地巍然屹立于古城之东北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