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以前中国内地观音造像的渊源与流传

文/谢志斌

早在公元一二世纪，古印度就出现了观音造像，随着佛教的发展，观音造像因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分布，形成了多种不同样式的艺术风格。贵霜时期的观音造像有犍陀罗和马图拉两大艺术样式，进入笈多王朝两种样式合流，形成了古典主义笈多艺术，戒日王朝基本承袭笈多形成了后笈多艺术。随着密教时期的到来，观音造像也全面密教化，出现了女性化、复杂化、程式化等改变。

佛教跨出印度，始于阿育王，约两汉之际东流中华，梵华之间，途经西域，至今仍遗存着数量可观的观音造像遗迹。尤其在我国新疆地区，丝路南道于阗地区和北道的龟兹和高昌地区内容丰富，其观音形象主要是观无量寿经变中净土类观音和密教观音，这里的观音造像荟萃了印度、希腊、罗马、中原、西域多种文化的精髓，在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吸收西来的犍陀罗、马图拉艺术和东来的华夏文化，造就了极具西域风情的观音艺术。

沿丝路东行，观音造像频繁出现，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关中大佛寺、山西云冈、河南龙门，不胜枚举。中土现存最早的观音造像是甘肃炳灵寺169窟无量寿佛龛无量寿佛右侧的观世音菩萨，头束发髻，后墙墨书榜题“南无观世音菩萨”，侧有西秦正始元年（公元407年）题记一方。上述诸石窟中早期观音造像遗存非常多，而在石窟造像之外更丰富的是单体可移动的金铜、石、木、玉等观音雕像。中土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观音像是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的“王钟夫妻造观音立像”。北魏时期观音造像达到一个高峰，内容丰富、数量可观、形式多样，早期观音造像以犍陀罗艺术为基础，融入马图拉风格和中国本土的审美标准、造像技法，整体外来艺术成分较多。到了北魏中期菩萨造像有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孝文帝的改制汉服政策使佛教造像也换上了汉式服装，“褒衣博带”，缯带飞扬。到了北魏晚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受中原文化影响更深，一改饱满健硕的造型，较为清瘦隽秀的审美面貌，造形消瘦，神态温和。

东魏、西魏沿袭了北魏的造像风格又各有扬弃，东魏观音造像重现“鲜卑化”审美造型，由瘦长转为稍圆润，面丰颈细，肩圆体硕，缯带垂至双肩。西魏继续推行汉化政策，运用写实手法，贴近生活，将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融入佛教造像，菩萨慈祥和蔼、粗硕、朴拙。北齐承上启下，光大北魏造像成就，启迪隋唐艺术辉煌。北齐观音造像面相圆润，眼帘低垂，肩宽腰收，神情温和，躯体丰腴，服装轻薄，装饰精美，刀法细腻，创造了一大批精美的观音造像。

北周更加强调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的敦厚健康、简洁明朗，身体粗壮，头部浑圆面带微笑，服装厚重，强调写实性，又不失精神世界及内心情绪的细腻表达。

所谓“北造像，南造寺”，相对北朝，南朝造像数量少，但艺术成就并不逊色。南朝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华夏文化为主导创造出了佛教艺术新风尚，并普及于南北各地，也为后代佛教艺术的发展和灿烂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最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是源于南方，这与晋宋名士的清瘦风尚相一致。顾恺之提出形瘦则骨现，肉减则疏朗的艺术要求，观音造像也清秀羸瘦，飘逸优美，神采奕奕。到了萧梁张僧繇时期，佛像风格为之一变，创造了“面短而艳”的“张家样”式形象，逐渐代替了以顾、陆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使中国佛教造像的整体面目焕然一新，这种样式不仅延续后来的陈朝和东魏、北齐、北周，一直到隋唐时这一风格登峰造极，成就了艳丽丰满、雍容华贵的大唐风范。